吳嘉寶 1999.8.16
在民國五十年前後臺灣攝影運動最蓬勃的十年裡,以「臺北攝影沙龍」的活動為中心孕育出來的許多傑出攝影家中鄭桑溪可以算是最特異的一位了。
和其它同期攝影家的業餘創作方式比較起來,鄭桑溪的攝影人生幾乎可以用「十足專業」來形容。鄭桑溪他從十八歲為自己買了一架輕便的相機開始,便成了一為「時間上」的專業攝影少年。被影像的魅力和基隆市區豐富多變得景觀深深吸引的他,只要一有空就拿著相機往外跑,及便是上下課的路上也不願放過任何機會。
他早期作品的內容,大都取決於他對物象造型的掌握和對光影層次的敏銳反應。因此他的題材選擇十分自由而廣泛,很少為一些自我設限的意識形態自縛手腳。正因為他用這種「自由」和儘儘只是「熱愛照相」的單純率直的心拍照,早期的鄭桑溪真是無所不拍,他的作品也因此才有如此豐富的影像變化。
民國四十九年,鄭桑溪在他的老師張才先生的店裡,買了一架 PENTAXS Ⅱ 單眼反光相機和二百釐米的鏡頭後,鄭桑溪的創作活動更進入「瘋狂、幟熱」的階段。此後的五至八年間,鄭桑溪以「專業攝影家」才有的態度不斷的思考、嘗試影像的各種表現技法,在沒有僵固教條的束縛底下,鄭桑溪所有用心幾乎都集中在如何創造更據變化的影像之上。
我們在大量使用二百釐米所拍的「基隆」系列廣角鏡頭的「光影系列」和日後的十八釐米鏡頭所拍的「自我」系列影像中,都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對影像語言的探索的痕跡。尤其在他的自我系列影像中,我們幾乎可以切膚地感覺到他的影像語言的探索中,想創新創新再創新的各種苦悶和掙扎。
民國五十三年,鄭桑溪進入行政院新聞局,在國家的宣傳刊物 VISTA 中擔任攝影工作,由於有各式各樣的攝影器材可以自由使用,加上採訪的題材包羅萬象,這位名正言順的專業攝影青年更是「專業攝影青年」更是如魚得水,他的足跡不僅遍及全省各角落,各行各業的奇風異俗也都遍收在他的鏡頭底下。
對鄭桑溪而言,VISTA 的工作最大的意義還是:他在進入新聞局工作之前或之中,他對影像內容的追求和探索,都在這段期間之內經由設計的攝影工作而得到確實的印證和不斷操演的機會。可以說鄭桑溪在他(民國五十七年)離開新聞局以前,已經完全掌握了他自己的十分精準而豐富華麗的影像語言。
民國五十七年,鄭桑溪在新聞傳播界先輩張任飛先生的力邀下進入現代關係社,擔任剛創刊的婦女雜誌和綜合月刊的所有攝影工作。在這裡鄭桑溪開始整合他影像表現的語法,將之運用在新聞事件的追蹤報導上。在綜合月刊的創刊號上鄭桑溪就把他對影像表現的魔術般的操縱力發揮得淋漓盡致,以四十二張照片組成的「紅葉棒球隊的故事」,以七張照片組成的「楊傳廣怎樣訓練田徑選手」,以六張照片組成的「失明的版畫家江漢東」,以七張照片組成的「萬紫千紅的榮星花園」等等,整本月刊幾乎成了鄭桑溪的個人攝影專集。
其中尤以紅葉棒球隊的故事最見功力。鄭桑溪從紅葉少棒隊在臺北比賽開始一直跟隨採訪到臺東紅葉村,幾乎把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任何角度的紅葉棒球隊的生活細節都納入照片中,其中影像語言的運用更釋出神入,化令人為之讚嘆。這篇可能是臺灣有史以來最早也是最好的報導攝影作品,即使是二十年以後的現在看來仍然是後生的十足典範。
令人婉惜的是鄭桑溪的攝影創作生涯,從民國五十九年開始就因為出國留學和接掌家業而不得不暫時譜上休止符,這誠然是臺灣攝影界一大的憾事。
總之,我們認為鄭桑溪的攝影世界是一個以「影像」為全部的世界,這裡面沒有虛情,沒有外國的佛腳,沒有為時潮而硬加在影像之上的任何道理,有的只是鄭桑溪對攝影的熱愛和獻身。其實這種「為攝影而攝影」的純粹態度正是民國五十年前後以「臺北攝影沙龍」為中心活動的前輩攝影家們的共同態度。
近幾年來我們看到太多的攝影家,經常以「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心態,刻意的挖掘、等待、安排,甚至「扭曲」攝影對象,以達到攝取符合自己「既定」的意識形態或影展特定「標題」的目的。因此原本極為「日常」的小鎮,在這些人的鏡頭底下都變成了小孩不必上學,天天只和老人一起在街上游蕩的「非日常」的異域了。
這種作品如果以個人影像創作之名發表還無可厚非,但是偏篇就有許多人硬要冠之以「關懷」、「紀實」、「見證」的外衣,來偽裝自己的攝影動機。由其他們往往只願亦利用星期假日蜻蜓點水是的前往社會的邊緣拍攝(其實是略奪?)一些勞工、部落、殘障、精神病患等人們「身上所得的影像」。一旦取得這些「戰利品」,「攝影家」就迫不及待的跑回臺北家中,享受那迷人的可口可樂、冷氣、和電影了。至於因此那些影像中的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在實際生活上需要這些會拍照、讀過書、身體健全的人給他們那些幫助或什麼援助幾乎是一概與這些報導攝影家無關了。
和這些人比較起來,鄭桑溪或和他同時期的攝影前輩,便「誠實」多了。他們當年同樣也拍過山地部落、寺廟老人,也一樣是利用星期假日到這些地方拍照,但是我們卻很少看到他們為自己戴過什麼意識形態的帽子,或是為自己的攝影動機鍍上什麼關懷或愛心的外衣。
我們在百年臺灣攝影史料調查的工作組採訪這些攝影前輩時,他們也都異口同聲的表示他們當年的攝影動機純粹只是愛照相而已。和時下的報導攝影家比較起來,儘管他們缺少一些富麗堂皇的動機,但是他們的鏡頭底下的山地同胞的影像中,我們卻看得到更多的人性的尊嚴和同胞愛。這種差異我們與其說是諷刺,還不如說是攝影動機的純粹與否下所造成的必然的結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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